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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我這樣70前出生的人來說,對於「俞大維」這個名字的印象是淡到幾乎接近沒有的。但對於與我老爸差不多年紀,甚至還在八二三砲戰之後待在金門的人來說,這個名字曾經與他們一起經歷過砲彈從頭頂上呼嘯而過的日子。

說實話,我以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以為把俞大維跟題刻虛江嘯臥碣群的明朝名將「俞大猷」(1503年-1580年)混為一談。後來是到金門後,在八二三戰史館對面看見了「俞大維先生紀念館」。進去參觀後才發現,兩個人生活的年代竟然相差了將近三百年(俞大維先生是1897年1月11日-1993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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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八二三戰史館對面,與榕園只有一路之隔的「俞大維先生紀念館」,外觀是一幢很不起眼的建築,低調的灰色大理石牆面加上屋頂的綠色琉璃瓦,看起來便沒有張狂的銳氣,是很平實的一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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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到館內,迎面而來的就是俞大維先生的半身塑像,還有牆面上「經文緯武奇男子 特立獨行大丈夫」的聯對。

塑像基座上有俞大維先生寫的自述文章《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這篇文章很長,有興趣的人請參考文章最後面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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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對面的牆壁上有一塊《俞大維先生紀念館誌銘》。這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八日,由當時的參謀總長海軍一級上將劉和謙署名。文中介紹了俞大維先生的生平,也將他對國家的貢獻作了介紹。

根據這篇誌銘,俞大維先生過世後,骨灰是在八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灑在台灣海峽中。而紀念館的名字是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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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館入口兩邊的牆面上除了《俞大維先生紀念館誌銘》之外,還有許多俞大維先生生前的遺物以及部分的藏書

上面那一面「HARVARD」旗子是來自於他所畢業的學校,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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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有許多老照片是俞大維先生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到前線戰地視察防務的影像紀錄,大部分是在金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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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砲戰的第一發砲彈是落在太武山谷中的翠谷餐廳,也就是現在的金門太武山明德公園,當時擔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先生,人也在現場。八二三砲戰時他整頓軍隊並親上前線協助作戰,先後赴金門達130餘次,對防衛金門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

也因為他常常上前線,所以身體裡也留下了戰場的印記。左邊的X光片中可以看出,他的後腦殼上有砲彈的殘片。

右邊相片裡的是《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這本書可以說是俞大維先生的救命恩人。八二三炮戰期間,某次他人在戰場的時候,砲彈落在一塊大石頭上,砲彈碎片擊中了他的後腦,但他當時剛好把這本書夾在腋下,所以射往身體的碎片幾乎都被這本精裝書給擋住了,碎片卡在書的內頁裡,保住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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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展示品,還有俞大維先生的私人用品,例如這一系列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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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他私人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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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個人起居室的一部份也在紀念館中被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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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擺設來看,他日常生活過的相當儉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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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維先生過世之後採用火葬,火葬之後在他的骨灰中發現了舍利子及舍利花。這些珍貴的遺物也是俞大維先生紀念館珍貴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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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室對面則是俞大維先生的蠟像,牆面上除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名言之外,還有一段後人把他曾經說過的話寫在上面:

部長說:
 「穩定前線,控制海峽,
  把握重點,加強戰備!
  以確保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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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的勳章也是相當引人注目的展示。

這裡除了可以看見國家給他的卿雲勳章、景星勳章、一等雲麾勳章、二等寶鼎勳章之外,還有其他國家授予的美國司令級懸績勳章、美國官長級懸績勳章、法國司令級榮譽勳章、英國八世勛章、比利時寶蓋勳章、泰國白象勳章、丹麥大授勳章、一等約旦之星勳章、伊朗和受榮勳章等勳章。

其中的寶鼎勳章,是國內僅次於青天白日勳章的等級,只授予有戰功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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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青天白日勳章,因為其中一位擁有者黃百韜的兒子因為此勳章而免死,所以民間有免死金牌之稱,頒授對象是保家衛國,抵禦外侮的有功軍職人員。勳章中心為青天白日國徽,代表國家,四周為光芒,象徵榮獲此章者,有禦侮克敵,使國家光輝四耀之功勳。現在除了之前在莒光樓失竊,後來又被尋回的那枚青天白日勳章之外,現在金門公開展出的就只有這枚了。不過俞大維先生會有這枚青天白日勳章並不是因為八二三砲戰立功,而是由於他在抗戰時擔任軍政部常務次長有功。

青天白日勳章曾經因為莒光樓失竊案在近期聲名大噪,不過旁邊那枚國光勳章其實才是真正稀世珍寶,全世界只有五枚,擁有者分別為蔣中正、傅作義、周至柔、俞大維及何應欽。是由圖案相同的星章和大綬章組成,章體中心為威武鷹揚圖案。四周為光芒,象徵榮獲此章者,有使國家前程遠大,國運昌隆,光芒四照的功勛。五枚國光勳章中,只有俞大維的這一枚在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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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勳章之外,紀念館中也陳列了勳章證書,還有許多名人的墨寶。

上圖左下角那幅字是另一位國光勳章擁有者何應欽將軍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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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塊匾額是俞大維先生在80歲及90歲生日時,分別高魁元與宋長志及宋長志與郝柏村率三軍官兵恭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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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鄰的八二三戰史館相比,俞大維先生紀念館是榕園周邊比較寧靜的一個景點,卻也不會讓人忽是它的存在。或許,這就是俞大維先生低調卻不平凡一生的具體寫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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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俞大維先生自述-「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我這輩子,半生書生,半生行伍,要談軍事學,尚可(不過,我從來不談。)談到文學,老實說,我是個門外漢,我的弟弟俞大綱就曾跟朋友說:「千萬別和我哥哥談文學,他只有中學生程度,文星雜誌都看不懂的。」

這又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趣事,有位喜愛中國文化的美國太太問我:「瓊瑤的小說你看過沒有?」我搖搖頭,她又問:「那麼,凌波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你應該看過吧!」我依然搖頭,這下換她搖頭興嘆了,她說:「俞先生,我看你受的教育,還不夠完備吧!」

我對文學的認知,主要是來自我母親的啟蒙。

我的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自幼浸潤於書香經澤之中,養成了她淹貫文史,博聞記的才學。在我的記憶裡,她幾乎是手不釋卷的,無論經、史、子、集那一類書,均能深髓而得其味。尤其母親更有驚人的記憶力,對於歷史、詩、詞及古今中外的說部小說,亦能精確的誦出它們的來龍去脈。我們兄弟姐妹在她慈祥而好學的薰陶中成長,很多詩詞在我們幼年時便由母親口授而能背誦,這些文史知識的傳習,經由母親親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補,其影響也最為深厚彌遠。

另外私塾的教育也有綱舉目張之功。在經學方面,我是從公羊傳開始唸起的,至今雖能隨口背誦,但對於經義還是完全不懂。接著是穀梁傳、左傳、四書、禮記、....等。可能是由於從經學入始,所以影響我長大之後離文學的路子越遠。尤其,經部中最文學風采的「詩經」,我是到六十歲以後才讀的,並且是先讀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英譯本,讀出興趣,再回頭看原典,愈讀愈感覺香。這真是寶貴的遺產,先民智慧的結晶,人人都應該讀的。易經的情形易然,過了耳順之年,參照德譯本慢慢才唸完。

史部方面,選讀史記、漢書、通鑑的文章。另外要圈點通鑑輯覽。子部以老、莊為主,另外選讀荀子的文章。

集部從楚辭開卷,一直唸到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繤、經史百家雜鈔、...等。文選是先嚴親自教我的。至於漢魏六朝文、韓柳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要咀之嚼之,得其全味。詩詞方面,則以母親教的為多,我至今仍偏好盛唐詩,比較起來,宋詩的味道便不過,明清的更居其末。

當然,小時候也會瞞著大人偷看閒書。像三國演義、說唐、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都是年紀很小就看過了。那時,最讓我著迷的是隋唐演義,裏頭的英雄豪傑,個個勇猛精壯。我心裏最崇拜天下第一好漢李元霸,真希望能跟他把酒共論今古事,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好多年以後,我的表姐曾寶蓀告訴我一件往事,她說,有天傍晚,不知打那兒飛來一群烏鴉,棲在後院子的大樹上,嘎嘎嘎叫個不停,表姐說我大概被這群烏鴉吵煩了,跑到大樹下,一手叉腰,一手指著枝椏上的烏鴉們,說了一段狠話:「我如果是天下第一英雄,你再叫三聲看看!」後來烏鴉再叫了沒有,我已經忘了,不過,我可以確定,我不是天下第一英雄。

我的小學教育,可以說是沿習曾文正公所傳下的這一脈庭訓家學,逐漸完成的,另外,五舅父曾廣銓先生,爲伯祖父曾公紀澤之姪兒,他從德國出使回來之後,住長沙我的家裡,替我請了兩位英文教師,教我英文,我在向至聖先師孔子行拜師禮時,這兩位先生便站在旁邊。我也分別向他們兩位叩頭拜師,開始研習英文。

我開始進中學,是在十六歲那年,唸的是上海復旦中學,後來因爲生病在家休養,上海家附近住的都是英國人,平日,我常跟英國小孩玩耍,對語言的進益很有幫助。所以,我從復旦中學跳班二年畢業之時,除了幾何學拿第二名,英文便拿了第一名。

十八歲,我進入復旦大學預科。跟王寵惠先生唸名學,並隨薛仙祖先生唸經濟學及德文。

十九歲時,我以第一名考上南洋公學(即後來的交通大學)唸電機科。半年之後因為肺病而休學,待在家裡度過病中歲月,除了繼續跟著薛先生唸德文外,正巧那時候,我的表哥曾昭權先生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返國,我便跟著他唸數學、微積分。後來我們兩人一起把Granville微積分裡的習題都作完了。

在唸復旦預科時,我曾與同學們共同出錢買化學儀器,畢業後,他們把這套儀器全部送給我,所以在學習數學、德文之餘,做化學實驗就成為重點了。大致來說,這個階段主要學習的是科學方面的知識,與文學的關係趨於淡泊。直到我考上聖約翰大學三年級之時,才出現扭轉之勢。

聖約翰大學對於課程的排訂乃是採美式的:三年級的學生必須修邏輯學、社會學、歷史、心理學、英國文學等人文課程;四年級必須唸國際法、政治學。我另外訂了一門東亞歷史。這時期最重要的是,我跟著校長Dr.pott唸哲學史,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是使我從電機科系轉向人文學科的關鍵。所以,一九一八年我負笈至哈佛大學,攻的便是哲學。三年十二門課,統統拿A,一九一九年拿到博士學位,並獲得「Sheldon Travel Grant」(謝爾頓旅行獎學金),一九一二~一九二九年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前往柏林大學留學,仍繼續攻德國哲學及數學,一方面隨 Dr.riehl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並聽愛因斯坦講「相對論」。

這段期間,與我的表哥陳寅恪先生同窗共處,我與他除了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外,更是七年的同學,兩人說詩談詞兼論經史,亦師亦友。他的國學底子非常豐厚紮實,時有精闢之論,我得他的潤澤特多。

在長達十餘年的遊學生涯中,除了哲學本行之外,對於英美文學及歐洲文學的涉獵也甚為廣泛,我對浪漫時期的英詩特別偏愛。

有一年我聽說羅素到中國訪問,倫敦中國同學會開會歡迎他,有個人站起來問他:「和英國文學比較起來,中國學生似乎比較喜歡俄國文學,為什麼?」羅素也回答得乾脆俐落,他說:「因為,俄國文學的確是高明一些!」

對於俄國文學,我非常喜歡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他的另外一部鉅著「戰爭與和平」,寫戰爭寫得十分深刻。同樣的是描寫戰爭的小說裏,我也欣賞德國作家雷馬尼的「西線無戰士」,他是反戰的,反戰的筆調較容易討好。另外,我常讀聖奧古斯汀的「懺悔錄」。當年,「八二三砲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每回我到金門前線時,身邊總是帶著這本書。至於爲什麼,我也不知道。

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一直被認爲是西洋文學的經典之作,但是我個人不太喜愛。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很廣泛,養成了好讀的習慣,尤其是受母親的影響,至今仍每天唸書,只是愈讀愈覺得無書可讀。我記得一九一二年,陳寅恪回國時,曾去拜訪一位世伯夏曾祐先生,夏伯伯告訴他:「你是故人之子,能從國外學了那麼好的學問回來,很值得慶賀,我自己則只能讀中國書,外國書看不懂。不過,近來已覺得沒有書可讀了。」陳寅恪就問他:「中國書浩如煙海,何以沒有書可讀了,夏伯伯說:「都看完了嘛!」後來我在廣州嶺南大學碰到陳寅恪,他提起這段往事,他表示自己也到了無書可讀的地步。他說,其實中國真正的原籍經典也只不過一百多本,其餘的鈞是互為引述參照而已。可惜,我當時未問是他哪一百多本?

書,除了要看得多,也要看透,看書要超越書來看,才能有迥異於常人的看法。同樣地,從事文學創作,最要緊的在更上一層樓,別人是就世中論世事,作家要就世外論世事。唯有超以象外,才能得其環中,所寫下的智慧之作,方是持之非强,來之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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