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官道旁的產業見證－金門瓊林嚴禁山崗採藥滋事碑 @ 北雁南飛－金門

若是說起台灣瓷器，大部分人想到的台北縣鶯歌，然而台灣唯一的官窯卻不在鶯歌，而是在一水之隔的金門島上，或許有人不知道，鶯歌製作瓷器的瓷土，從前也是來自金門。在兩岸局勢對峙的年代裡，運補船從台灣載滿補給品到金門後，便是裝載金門的瓷土返還，所以金門瓷土在台灣陶瓷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金門瓷器的發展，除了本身產瓷土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金門也產釉藥重要的原料「碗青」。「碗青」是青花瓷用釉非常重要的原料，著名的景德鎮青花慈所採用的便是「碗青」。事實上，前清時期景德鎮所採用的「碗青」也的確有部份來自金門。

清朝的《金門志》卷二《分域略》《物貨》中，對當時金門所產「碗青」有相當清楚的記載：

碗青：生金門地中，平林、後湖等鄉多有之，居民穴位地採取，用以染畫磁器。大如碗，小如彈，佳者百斤值銀數十兩，下者數兩，但虧損地脈，敢宜禁止。

從這條記述來看，「碗青」是相當有價值的釉藥，品質好的一百斤值幾十兩銀子。

《泉州府馬巷廳志》有以下的記載：

碗青，金門、古湖、瓊林掘井口取之。江西景德鎮及德化、寧德各窯所需。

「碗青」這種青料發色後，在釉料濃處會凹陷而呈現放射狀的雀爪紋，這本來是這種青料的瑕疵，但德化的畫工卻利用這個特點來表現山石、樹木與人物衣褶的紋路，反而成為一種優點，所以造成價高難得，以致居民濫挖，於是有禁止之議。

金門「碗青」被濫挖的情形有多嚴重呢？在《金門志》也提供了線索。

《金門志》卷十五《雜俗志》：

鑿碗青者，從地上挖掘而下。雙乳山前後，坑陷錯落，復穴地如螘穿珠屈曲透去，經越邨莊人家墳墓，間被塌壞，屢遭壓死不顧，經官歷任禁革。

因為挖「碗青」的方法是從地面挖坑，造成地表下陷，雙乳山附近因為濫挖而造成房屋墳墓塌毀，甚至有人被壓死，所以歷代為官者都會下令禁絕。

從雙瓊路要進入瓊林聚落，有一塊被鑲在水泥座上的石碑，沒有任何文字說明，就這樣靜默地立在路旁，與「吾愛吾家」的門樓為伴。

許多人到瓊林，不是急著親炙七座八祠之美，就是趕著去走戰鬥坑道，自助旅行者看完一門三節坊後，也直奔聚落內，少有人知道雙瓊路是古官道（官路）的遺蹟，上面除了一門三節坊之外還有其他值得拜訪的舊跡，這塊不起眼的石碑就是其中之ㄧ。

近看這塊石碑，綠苔已經不知在何時依附其上，斑駁的碑石上字跡渙散難解，只有碑頂上「奉憲示」還算清楚，讓人知道這是一塊用來宣導政令的「示禁碑」。「示禁碑」是官方用來禁絕社會惡習的碑，但比一般的佈告效力更強，為了讓百姓能長期遵守，立下堅硬的石碑來永久規範。瓊林街的這一塊碑為「嚴禁山崗採藥滋事碑記」，便是官方禁止民眾採藥滋事的碑。

所謂的「採藥」，並不是一般人所想的採摘藥草，所禁絕的便是採用釉藥「碗青」。

依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所藏的拓片，這塊碑目前可以辨識出來的文字如下：（標點符號為為了閱讀方便所加，□表缺字）

特調泉州府同安縣正堂、加一級、紀錄六次吳，為呈請飭禁等事。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七日蒙特授泉州府正堂紀錄七次伊信票，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蒙按察使司覺羅雅憲票，奉巡撫都察院潘批：「本司詳據該府呈詳，同安縣民蔡詩等採掘碗藥案，請將蔡詩等杖責發落，該處山崗飭令勒石永禁。留心□蔡等□□，奉批蔡詩等如詳轉飭，杖責發落，敢遵依送查，仍飭該縣出示勒石嚴禁；并令該縣丞就近檢察，毋許採掘生事，並候督部堂批示縣奉批文。奉總督□□批，蔡詩等如詳招擬，杖責發落取具，嗣後不敢違犯，遵依存案；該處山崗飭令地方勒石永禁，毋許偷採滋事。餘已悉□□撫都除批示外，次呈存。奉此，合就飭行備碑行□到縣，照依院批司管□事理。文到立即□到蔡詩、蔡□、蔡脩、蔡還、蔡利、蔡小□各扙責三十杖取具，嗣後不敢違犯，遵依徑送院司查考；該處山崗該縣出示勒石嚴禁，並移縣丞就近稽察，毋許偷採滋事干咎。仍取具碑摹，仝遵依，發落日期報府查考，毋得遷延」等因。奉此，除□□蔡詩等發落，并移分防□□□轉察，毋許偷採滋事外，合就出示勒石嚴禁。
為此，示仰該地諸色人等知悉；嗣後毋得仍前糾眾，在于果仔口等處採掘碗藥，併□該地鄉保時加巡查防範。如敢抗違糾眾開鑿，定行會管嚴拏通詳，按法從重究擬，□保□□一併重究。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乾隆拾參年伍月　日給。

清乾隆十三年為西元1748年，當時金門屬同安縣所管，為了禁止平林（今瓊林）居民在附近山崗採藥滋事，知縣吳翼祖豎立告示明令禁止。只可惜碑文風化情況真的很嚴重，所以整篇碑記缺字不少，有些部份還需要再詳加考證。

目前可以看出來碑文記述當年有人因為採碗藥滋事被仗責三十，為了避免日後有人再犯，糾眾開鑿碗藥，公告再犯者從重量刑。

這一塊高157公分，寬59公分的花崗岩石碑並不是第一塊禁採碗青的石碑，《金門志》「雙山」條中有以下的記述：

雙山：...下產碗青，村民鑿取，多成阱，經知縣朱奇珍及總兵林孫勒石示禁。道光十年，護總兵楊繼勳捐俸僱工砌平之。

朱奇珍是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同安知縣，任內修了《同安縣志》，在任時間比此碑所立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早了大約30年，現在雖然看不見他所立的石碑，但縣志的記載卻弭補了這一段空白。